深圳空管站组织绿道健步欢送退休职工

在这点上，我并不同意美国经验特殊论的说法，表面上看英美式的司法审查体系可能是特殊的，但是法国的行政法院、德国的宪法法院在做什么，如果撇开表面的不同的名字，他们实际所做的是不是同一回事？都是在保障公民权利，都是在宪政架构之内通过具有一定程度的分立性的独立的权力在推进公民基本权利保护。

因而，规范在逻辑上先于事实，基于事实而适用，而事实可以在时间上先于规范。经验上无法证明：出自不同社会团体的规范必须优先于国家法，即便它们像埃利希本人主张的那样难以抗拒。

3然而，对于埃利希把小规模乡村社会中的习惯、习俗和实践的法律创制作用浪漫化的做法，托依布纳则不以为然。参见Klink, ‘Can There Be Law without the State? The Ehrlich-Kelsen Debate Revisited in a Globalizing Setting, in Hanneke van Schooten Jonthan Verschuuren (eds.),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and Law: State Regulation and Non-State Law,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08, pp. 74-93; Klink, ‘Facts and Norms: The Unfinished Debate Between Eugen Ehrlich and Hans Kelsen, in Marc Hertogh (ed.), Living Law: Reconsidering Eugen Ehrlich, Hart Publishing, 2009, pp. 127-156.[1] See Teubner, ‘Global Bukowina: Legal Pluralism in the World Society, in Gunther Teubner (ed.), Global Law without a State, Aldershot, 1996, pp. 3-28; Roger Cotterrell, Living Law: Studies in Legal and Social Theory, Aldershot: Ashgate 2009; Marc Hertogh (ed.), Living Law: Reconsidering Eugen Ehrlich, Hart Publishing, 2009.[2] Teubner, ‘Global Bukowina: Legal Pluralism in the World Society, in Gunther Teubner (ed.), Global Law without a State, Aldershot, 1996, p. 3.[3] Teubner, ‘Global Bukowina: Legal Pluralism in the World Society, in Gunther Teubner (ed.), Global Law without a State, Aldershot, 1996, p. 3.[4] Teubner, ‘Global Bukowina: Legal Pluralism in the World Society, in Gunther Teubner (ed.), Global Law without a State, Aldershot, 1996, p. 7.[5] See Ehrlich, Die juristische Logik, Scientia Verlag, 1996, p. 82.[6] 主要涉及第五章到第八章，参见[奥]埃利希：《法社会学原理》，舒国滢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86-204页。说从纯社会学观点来看法律规范和其它规范间没有本质差别，他可能是正确的。迈克尔斯表明，国家可能以多种方式对非国家规范做出反应。因为他承认在原始社会和国际法律秩序中可能存在无国家的法律，这么说才更加准确：在凯尔森看来，一切法律都是公法。

4、规制，或曰设计恰当的法律框架。从这两种视野研究法律同样可能而且正当，但不得合而为一。刚才有位学友提到了 制宪权这个问题谁先做，谁做过了，实际上到目前为止没有哪一个概念是中国学者没做过的、完全新颖的，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做过是否就做透了？做了不等于做透，做透不等于对当下实践有了无缝对接，这完全是两个层面的问题，所谓熟知未必真知，真知未必实知。

中国宪法学的问题其实不是流派的推陈出新和前赴后继。杨利敏：儒家宪政主义如果能够论证成立的话，我觉得是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的，因为你看能够支持起西方宪政的东西在中国历史中都是不存在的。我认为谈论德国的政治宪法理论无法绕开施米特。那么下面一个亲友团会不会猛烈一点？ 邬蕾：首先我不是宪法领域的，所以我今天过来大家可能觉得有点奇怪，但是我关心的问题其实和大家关心的问题是一样的，就是什么是中国宪法以及这个宪法对今天的中国人生活到底意味着什么？回顾一下近代以来中国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是从一个传统社会向一个现代社会转型，这个转型到底是否成功？或者说是否完成，我们现在还没有完全下结论。

宪政在当代中国是如何可能的？基于此就有几种不同的方式理解方式。我算旁观者，他们出场我在看。

从宪法过程来看，在政治过程和社会自治过程里面，政治宪政主义的应用是毫无规范障碍的，在行政过程也可以适用。问题是我们一直缺乏研究对象，或者说，我们的研究对象可研究吗？中国宪法的文本和实践可解释、可阅读吗？用什么方法（如范畴、原则）来阅读、解释？如果中国宪法不能用目前所称的规范宪法学的方法来阅读、解释，是我们错了，还是中国宪法的文本和实践错了？在我看来，我们需要一种崭新的阅读、解释中国宪法文本和实践的方法。我个人认为英国宪政经典时期的政治宪法思想更值得我们深入考察与分析，其对其评价不应受到所谓政治情势走向的影响，否则学术判断就是失去内在的理性品质。第二是在宪政转型的路径思考上，突出了政治而非司法的视角，对宪法司法化有着程度不同的保留意见，基本认为这种司法宪政主义不可能直接成为中国宪法转型的主导路径和动力模式。

我们生活在一个宪政转型的时代，有文本但是亟需文本内的结构性的转型，而不是个案或者具体条款的精细的教义化与模拟性的宪法司法。也就是说我们的宪法始终是在一套革命话语的延续的框架下，由于革命带来了战争，由于战争打碎了这个政治共同体，我们要弥合这个政治共同体，所以很多宪法的制度安排是带有实用主义考量的，或者说是一种利益政治还不是原则政治。我的划分还有林老师的这样一种划分其实都给政治宪法学以非常明确的学术地位与学术上的支撑。田飞龙：思维怎么这么简单呢？不理解。

王旭：谢谢黄老师，谢谢飞龙的邀请，因为有课，来晚了，听了后半程的讨论。首先我要说的是政治宪法学学科属性和研究对象的问题。

中国宪法学这个圈子里头，通过陈老师,我多少接触过飞龙讲到的政治宪法学那几个主将、他们所思考的问题、他们思考问题的方法。政治宪法学明确以共和主义作为规范价值基础，政治宪法学不会认为中国宪法中规定义务条款是非常奇怪的事情，恰恰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因为它是共和国的基础，政治宪法学强调国家建构与公民成熟，强调共和国的政治内涵与公共性，因而对通过政治过程实施宪法具有强烈的规范性期待，而主流进路是以自由主义为价值预设的，其自由的概念以消极自由为根据，不强调参与的共和主义义务，甚至对此秉持某种戒备，对通过司法过程保护个体的消极自由权具有强烈的规范性期待。

对于政治宪法学，我也想问这个问题，你们的研究对象是什么，你们的研究对象是研究对象吗？这是我的第二个疑问。只要我们讲到政治，我们是唯恐避之而不及，我们内心都隐含着非常强烈的去政治化的冲动。这是对文章本身的看法，因为文章前面是学术史的梳理，那个不用讲，你主要的关键后面。今天虽然大佬都不在场，但是我觉得可能比大佬在场更丰富，因为：第一，大家似乎是更平等的，岁数不大，发言的话是没有顾忌的。这又涉及到政治宪政主义的适用性的分析，政治宪政主义对于成型宪政国家和转型宪政国家都是有价值的：对于成熟宪政国家，比如美国，政治宪法学起到一种补充和矫正的作用。期待飞龙兄与大地有进一步接触，更加贴近中国的现实，谢谢。

迄今为止在宪法学很多重大讨论之中，我根本没有看到大家真正面对同样一个概念或者同样一部宪法或者同样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没有廓清之前，大家已经开始急于摆立场，找不同的概念资源，然后针锋相对，最后导致的结果在我看来没有实质意义上的交锋，实质意义上的交锋应该立足于同一个平台，我们认可了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不管是认可序言的一部分，还是认可文本中里面包含的一部分，另外对宪法概念本身要有一个基本的理解，宪法本身是不是一个文本，或者说是一个国家政治生活的整体，到底是什么？如果我们今天面对的是国家政治生活的整体，而且是一个还没有完全建造好的整体的话，那我们单独去讨论宪法文本意义何在？不仅被政治生活本身所排斥，而且作为现实生活而言很没有解释力。但是它已经隐伏下了政治宪法学与主流宪法学对话所遭遇的大致话语结构及其命运，因为早期拉锯中一方调用的是基本权利为体，司法审查为用的司法宪政主义的经典公式，而另一方所调用的实际上是具有非常强烈的英国现代宪法特质的论据。

张伟：因为是临时来参加这个沙龙，飞龙的文稿我没看过，但之前读过他的博士论文，还有就是跟我们当下政治宪法学圈内的诸位都很熟悉，陈老师、林老师还有我导师高老师他们都经常讨论这个问题。第一点，政治宪法学和规范宪法学的很重大的分歧是时代背景的不同，政治宪法学主要存在于非常政治和转型政治时期，而规范政治宪法学主要存在于常态政治时期。

另外对飞龙的一点批评，就是他做了八个结构，那八个结构我也想和陈燕师兄提出同样的问题，你如何划分的？你说前三种是根本的、基本的政治原则，后面是具体的制度设计，那么这个制度设计的背后的整个逻辑基础是什么？另外你也提出了而一个词，叫保守共和自由主义，关于共和主义我现在还不是很清楚，另外还在前面加了一个保守，叫保守共和自由主义，这个是什么我就不知道了，而且你用的概念太多，以至于整个行文不够深入，当然这是受限于你文章具体行文的考虑。第二点刚才你说把政治宪法学奠基在共和主义之上，但是我想说共和主义与中国实践的距离并不会比自由主义与中国实践的距离更近或者更远。

如果以欧美宪法学的观点看，中国宪法文本和实践不是一个真正的宪法和宪法实践，那么，政治宪法学能否证明，通过你们的视角，中国宪法和实践是真正的宪法和宪法实践?否则，名不正则言不顺。因此在司法宪政的预设之下，在政治公共领域当中：第一，国家是最消极的。自以肖蔚云老师为首的北大三老的《宪法学概论》初版出来之后，中国宪法学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地方。我觉得他那篇文章写得非常意气，随多有疏漏，但不失为表达主流学界方法论观点的一个大致框架。

也许并非有意为之，但刘小枫先生在新世纪初对施米特政治法学的大规模、高质量的学术引进确实构成了对国内借助齐玉苓案展开的同样大规模的、自由宪政主义支配下的宪法司法化知识社会运动的一个反动与制约。这里面有很多分辨我就不具体解释了。

我们知道经过3R运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罗马法复兴活动之后，这个上下结构已经被打掉了，这个世界绝对的中心上帝已经被拿到了，拿掉后所有的人都散成了一堆，以往前后左右一看大家都跟我一样，要在一堆一样的人之间重新建立起一个秩序，这个秩序怎么完成？所以人类秩序首先就要把上下结构做出来，要做出来的话首先要把主权的绝对性建立起来，也就是说特别是在宗教改革里面把政治的和宗教的区分开来，让宗教内部的新教和天主教之间的斗争，或者各大家之间的斗争不影响到政治。我们目前的公众参与是否不具有决策意义？比如我们选举人大代表——当然人大代表是否很好履行了职责是另外一回事——这个选举活动本身难道不是具有决策意义的政治参与吗？具有决策意义的政治参与是否意味着人民直接出场？就提这么几个问题，请飞龙解释。

江湖里面有各个门派，但是各个门派上面没有最高主权者。否则，我们将失去研究对象，或者你的研究对象并非研究对象。

所以政治宪法学使用哲学概念是没有问题的，所有的学科在成长之前都称为哲学，主要体现在概念的运用能力和论证能力上，对于这一点我觉得没有问题，不管是用规范宪法学的概念还是用人权、自由、理性还是用主权等概念都没有问题，我算是给飞龙做一点辩护。规范宪法学讲的政治是什么？规范政治宪法学是把基本权利保护作为最大的政治对待，规范宪法学就是在制度架构和政治层面上推进这个政治，而对于这个政治而言，一个国家来履行对于公民个体的保护功能的司法保护机制是不可或缺的，类似于赵娟老师所讲的基本权利为体，司法审查为用。主持人：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是可以永远争执下去的，我们最最重要的是再讨论的话不是只是从头开始讨论，这是很重要的。再有一个，文章第22页在说在政治宪政主义看来，健全的政治不应该只包括选举和监督，而应该发展出一种具有决策意义的政治参与，什么是具有决策意义的政治参与？这一点我不太明白。

有请田老师开始他的报告。田飞龙：因为我知道利敏师姐你最近做了英国史的研究，有更丰富的素材和知识，但是有一个观念我不太能同意，我觉得你把贤人会议也解释为一个主权性机构绝对不妥，因为我觉得英国现代宪政的主权的发生肯定至少是到了霍布斯之后，之前的贤人会议的话，叫做英国政协也可以。

这方面我的知识储备显然不足，但我高度肯定其探索意义，某个时刻我也很可能要对之提出自己的见解。翟小波基本上是从反对美国经验出发来反对宪法司法化的，认为美国是特殊论，而两位批评者则从美国经验出发来证成宪法司法化。

阻挡当前宪政建设的最大阻碍是什么？我们要直面这个问题，用政治宪法学来认识分析这个问题。田飞龙：不是把它讲成宪政，是把它变成宪政。

标签： 玻璃钢管厂家 沙河大光明玻璃厂 央行拟升级第二代个人征信 解决循环贷等问题 手机越来越卡！苹果对旧款iPhone机型降速，法国重罚2500万欧元 来景人员，“瓷都疫安”喊你来“领证”啦！